隋文帝最忌讳的字是什么字

根据历史记载，隋文帝杨坚最忌讳的字是「昌」。据说在杨坚年少时，他的母亲去世时正值春天，因此他对「昌」这个字特别忌讳，认为它代表着不祥和悲伤。即使后来成为皇帝，杨坚也避免在宫廷和公文中使用这个字。

隋字不祥，那么隋文帝为何改国号？

北周开国功臣之一的杨忠，因攻取随州、安陆有功，被北周太祖宇文泰封为随国公。 其子杨坚袭爵，并驻镇随州任剌史。 后以“受禅”为名，废周静帝而自立，即为隋文帝。 《资治通鉴》后的史书几乎都说，杨坚建国后，因鉴于“周、齐奔走不宁”，忌讳随有走旁，遂去“走”作隋，以为国号。 这话竟然使我们不加怀疑地信以为真，我自己也在《天下随时》一书中引用了这种说法，然而查遍《隋书》也没能得到证实。 我于是开始仔细求证。 一位被称为“20世纪日本东洋史学第二代巨擘”的宫崎市定[1]，在其《宫崎市定说隋炀帝:传说的暴君与湮没的史实》一书中，老先生非常清楚地告诫我们：“历史学上经常存在这样的现象，好像不言自明一般，大家一直都深信不疑的某个事实，有一天想对其做进一步考察时，才发现原来它是那么经不起推敲，仅仅是一个飘忽不定的假设而已。 隋王朝‘隋’字的来历问题就是其中一例。 ”宫崎先生最初是从南宋吴曾的《能改斋漫录》（卷一）“古无隋字”中发现的：“隋字古无之。 文帝受禅，以魏、周、齐不遑宁处，恶之遂去走，单书隋字。 犹后汉都洛。 以火徳，故去水加佳也（雒）。 ”[2]为此，老先生找遍《隋书》或《全隋书》，既没有类似诏令或宣言来证明它的真实，也没有确切地开始称谓隋的年代。 他继续从文献中搜寻，最终从南唐徐锴的《说文系传》中找到了源头：“随文帝恶随字为走，乃去之成隋字。 隋，裂肉也，其不祥大焉。 殊不知随从辵，辵安步也，而妄去之，岂非不学之故。 ”到底谁是“不学”者？尽管徐锴是南唐的文字训诂学家，在后主李煜手下官做到集贤殿学士、内史舍人，平生著述很多，仅《说文解字系传》就有40卷，另有《说文解字韵谱》10卷，学问做得很大很深。 当时的南唐，文学艺术成就很高，但也存在着虚浮文风，徐锴作出这番言论，不能不让人往“虚浮”方面推想。 正像目前有些“学者”，以专批鲁迅等名人为务，故意颠覆视听，从而达到提升自己在文化圈的地位，这种以谋略取胜的治学态度，虽胜犹耻。 当然名人不是不可以批，任何人都可能有失误或缺点，但批评必须有根据、能服人，更不能无中生有，制造假象。 也许你的胡搞一时得逞，但随着人类历史推进，迟早总会被别人揭穿的，如同徐锴一样，成为后人的笑柄。 宫崎先生考证说：“从一手价值的金石文资料上看，隋代自不必说，直至唐初，随、隋两字都处于一种混用状态，不加区分。 这一点早就被《金石萃编》的作者王昶指出来了。 ”清朝学者王昶从众多碑刻的研究中得出：把王朝名写作“隋”并非定制，两字不过是一种并用而已。 随后便举出了很多碑刻用例[3]。 尤其有意思的是，在《金石萃编》（卷三九）所载《曹子建碑》（开皇十三年），甚至还用了一个省略“工”字的“隋”字。 曹植还在《洛神赋》中写下名句曰：“覩一丽人，於岩之畔。 ”这里又将“巌”简写为“岩”，这个魏晋时期的大文学家，早就在进行文字改革了。 不仅碑刻有随、隋混用情况，书文也大有人在[4]。 我从《辞源》、《辞海》、《汉字源流字典》、《中国成语大辞典》中也发现这个情况。 世人皆知的成语隋珠弹雀，最先见之于《庄子•让王》：“今且有人於此，以隋侯之珠，弹千仞之雀，世必笑之。 是何也？则其所用者重，而所要者轻也。 ”而司马迁的《史记•鲁仲连邹阳列传》中写道：“虽出随侯之珠，夜光之璧，犹结怨而不见德。 ”这里就是“随”、“隋”通用。 又如由隋侯之珠与卞和之璧组成的一个词组“隋卞”、“隋和”也是这个情况。 《史记•李斯传••谏逐客令》：“今陛下致昆山之玉，有随和之宝，垂明月之珠，服太阿之剑……此数宝者，秦不生一焉。 ”而《文选》班固的《典引》中说：“盖咏云门者难为音，观隋和者难为珍。 ”也是隋、随通用。 我还可以举出更多，《战国策•楚》四：“宝珍隋珠不可佩兮，祎布与丝不可异兮。 ”《淮南子•览冥》：“譬如隋侯之珠，和氏之璧。 ”扬雄的《法言•问明》：“久幽而不改其操，虽隋和何以加诸！”这一切都是隋朝以前的事，可见“隋”并不是隋朝的皇帝首创。 其实鲁迅早就发现了这个问题，他在《集外集拾遗补编•＜吕超墓志铭＞跋》中，认为此碑是南齐永明中刻。 “按随国，晋武帝分义阳立，宋齐为郡，隋为县。 此云隋郡，当在隋前。 南朝诸王分封于随者，惟宋齐有之。 此云隋郡王国，则又当在梁陈以前。 ”所以他得出结论说：“志书‘随’为‘隋’，罗泌云，随文帝恶随从辵改之。 王伯厚[5]亦讥帝不学。 后之学者，或以为初无定制，或以为音同可通用，至征委蛇委随作证。 今此石远在前，已如此作，知非随文所改。 《隶释》《张平子碑颂》，有‘在珠咏隋，于璧称和’语。 隋字收在刘球《隶韵》[6]正无辵，则晋世已然。 作随作隋作阢，止是省笔而已。 ”由此不得不让人惊叹：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旗手就是旗手，大师就是大师，他的每一个考证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！然而直至当今，我们的历史书上还是说：“公元581年，杨坚即废周静帝自立，建国号为隋（以父杨忠封随国公，因改国号曰随，又恶“随”字带“走”，故去走为隋），改元开皇，仍都长安，是为隋文帝。 ”[7]为什么那么多的古今大学问家们，都爱把屎盆子往隋王朝的帝王们头上扣？尤其是那些教书育人的中国名教授们，怎么就没有像宫崎先生那样在课堂上对他的学生们大声发问：“究竟这种说法基于什么，最原始的资料是什么，何时开始产生这样的说法，这种说法是否妥当？”[8]更无人像美国的麦克·哈特在其所著的《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》中，把赫赫大名的隋文帝列于其中！中国的历史哲学几近空白，尽管隋文帝如秦始皇一样，虽为统一中国立下了历史大功绩，修大运河如修长城一样万古流芳，《开皇律》与《秦律》一样为后世王朝所师，但因其历史的短暂和治国的严酷，而被其阴影遮住了。 若能站在历史哲学的高度，通观中国历史，我们发现中国有三次大分裂局面。 第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，第二次是南北朝时期（五代十国的时间稍短，其统一是以政变实现的，固而忽略不计），第三次是清朝末年军阀割据时期。 这三个时期都是中国全面内战时期。 统一中国的三个铁腕人物秦赢政、杨坚、蒋介石，只能凭借更强有力的“枪杆子”以战止战，最后夺取胜利。 然而他们都是短命的，尽管他们都有重大历史建树，但都因他们“治乱世，纠之以猛”而滥用武力和暴戾无度，历史也就只能给他们以“芸花一现”的公正待遇。 但是中国历史如果没有他们的铺垫石作用，下世的迅猛前进就缺少了坦途。 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历史现象。 历史功过任人评说，我们所要强调的是随州曾出现过这类大人物！尽管隋文帝不曾出生于随，但其父受封于此，他是吃随州特供大米长大的。 随州虽算不得他们的“生身父母”，做个“养母”总是可以吧！俗话说：“生沾个边儿，养大于天儿”。 “养母”虽与养子没有血缘关系，那种母子情份任谁都不敢抹杀！因而随州人的这份骄傲当然应时时挂在脸上

杨坚造字的故事少于100字

隋文帝杨坚，篡北周皇位前被封的是随国公，于是当他建立新王朝后按照惯例也就准备取“随”作国号，他觉得，“随”有“辶”字底，有逃跑、不吉利、不稳定的意思。可临时又找不到比随更好的字，还要遵循惯例，这可把三公九卿给急坏了，就在这时隋文帝干脆就把“辶”字底去掉，造个新字“隋”，也能象征新王朝新气象！大臣均称好，就这样，新国号定了下来

隋文帝最忌讳的字是什么字

根据历史记载，隋文帝杨坚最忌讳的字是「昌」。 据说在杨坚年少时，他的母亲去世时正值春天，因此他对「昌」这个字特别忌讳，认为它代表着不祥和悲伤。 即使后来成为皇帝，杨坚也避免在宫廷和公文中使用这个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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